杨乃武与林迪臣 余杭杨家，世居县城内澄清巷口西首，距离县衙仅百余步，家境颇丰，世以蚕桑为生。不想鸦片战争后一年，即道光21年，杨家生了个读书种子杨乃武，行二，同治12年（1873年）中了举，做了没几天的举人老爷，就被下狱，之后数年经《申报》渲染，举国关注，酿就了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惊天大案，算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了。后100余年，这段公案仍在坊间流传，此处不表，单说杨乃武释放之后的一段生涯。各位可知杨乃武道光21年生人，同治12年下狱，到光绪3年二月平反，历时仅三年有余，杨乃武此时不过37岁而已，距其死亡尚有37年。他此后作何营生，又与林迪臣有何干系呢？ 林启字迪臣，道光19年生，长杨乃武2岁，福建闽侯人，同治3年中举，光绪2年即杨乃武出狱前数月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御史10数年，后在京外任多职。光绪22年调任杭州知府，后4年病逝于任上，林公任上多惠政，尤以兴学为最著者。其替浙江巡抚廖寿丰所撰《创办求是书院兼课中西实学事》曾为《时务报》全文转载，为学界所瞩目，后又创建杭州多所学校。其殁后杭州乡绅爱其人，争葬于西子湖畔孤山脚下之放鹤亭旁，与和靖先生为伴，杭人岁祭，杭州三校又共建林社，三校轮值，春秋两祭不曾中断，古来太守有此礼遇者不多也。 杨乃武光绪3年出狱后，仍是被革去功名，为一介乡民。据有限的资料记载，他先是拜访多位与本案出力的乡绅官吏如胡雪岩等，又入申报为记者。旋辞职回乡继承家业，续蚕桑为生，于是杭城有杨乃武记，风流牡丹蚕丝，家业不小。杨乃武本举人之才，刀笔功夫自不在话下。据其女儿回忆，他回到乡间后就常以替人写状，有揽讼之嫌。《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六循吏四林启传有记载“余杭巨滑杨乃武，因奸通民妇葛毕氏，兴大狱。刑部讯治，幸免重罪。归则益横，揽讼事，挟制官吏，莫敢谁何。启捕治之，乃武控京师，不为动，卒论如法。”清史馆虽多满清遗老，此事必有所本，虽是孤证但绝非不可能。当杨乃武盛名之下，官吏无可奈何，而独林公敢捕而治之，即便杨乃武再次上告京师也能如法论处，足见林公大公，不为世俗所动，一以求是为本。此事在本传中位于“甫建求是书院，启复养正书塾，并课新学”，“设蚕学馆於西湖”诸事之前，想必是光绪22年年间，林公甫一下车即整顿社会法制所为。杨乃武和林迪臣的故事就是这样了，细节是不可考，各位唯有想象古人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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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噩耗！昨日下午收到浙大北京校友会发来的消息，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首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贝老于二十九日早上9:30 左 右在家中仙逝,享年一百零七岁！今日，所里在贝老会议室开设灵堂。呜呼，最后的两院院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贝时璋院士逝世 享年107岁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Fri Oct 30 11:56:50 2009), 转信 （贝老照片，为09年10月22日，北京校友会拜访贝老时所摄）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 学院最年长的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名誉理事 长贝时璋院士，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在家中睡眠中安详辞世，享年107岁。 贝时璋院士1903年10月10日出生于浙江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的一个贫苦家 庭。1921年秋，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医学预科。同年，赴德 国留学，先后在弗赖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动物学系学习。1928年3月获图 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29年回国报效祖国。 1930年，贝时璋院士创建浙江大学生物学系并任系主任，1949年兼任理学院院长， 在浙江大学20年，成为师生爱戴的一代宗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起， 参与中国科学院生物学科各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并于1950年出任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所 长。1954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学部 委员遴选工作。1955年被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创建中国科 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并任所长，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并任主任。曾任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生物学教学部主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物物理 学会理事长。贝时璋院士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及第三至第六届常务委员会委 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生物学卷》编辑委员会主任。 贝时璋院士是一位以发展祖国科学事业为毕生追求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科 学院的建立和国家各项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他高瞻远瞩，为中国科学院生 物物理研究所制定了“服从国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办所方 针，开拓了我国的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研究，指导了我国核爆炸动物远后期辐射效 应研究和我国第一批生物火箭的动物飞行实验等重大研究项目，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奠 定了基础。贝时璋院士是我国实验生物学的开拓者之一。从在德国留学时起，一直从事 实验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内容包括细胞常数、细胞再生、细胞分裂与细胞重建 等，都取得显著成就。贝时璋院士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细胞重建的研究工作，首次发现 细胞的繁殖增生除了细胞分裂之外还广泛存在着细胞重建过程，创立了“细胞重建学 说”。 鉴于贝时璋院士长期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并取得卓越成就，他的母校德国图宾根大学 又于1978、1988、2003和2008年4次授予他荣誉博士证书，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殊荣； 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将中国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 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号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贝时璋院士是一位永未退休的科学家。进入百岁高龄之后，也依然思维敏捷、精神 矍铄，时刻牵挂着国家的昌盛和科学的发展。在2009年度诺贝尔奖公布之后，贝时璋院 士心情很不平静，他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就在逝世的前一天， 10月28日上午，贝时璋院士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在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 继续努力工作的问题，并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使研究人员们深 受感动和鼓舞。 –
转帖：生命是一种长期的积累的过程 彭明辉（台湾清华大学） 许多同学应该都还记得联考前夕的焦虑：差一分可能要掉好几个志愿，甚至于一生的命运从此改观！到了大四，这种焦虑可能更强烈而复杂：到底要先当兵，就业，还是先读研究所？ 我就经常碰到学生充满焦虑的问我这些问题。可是，这些焦虑实在是莫须有的！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绝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也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救了一个人的一生。属于我们该得的，迟早会得到；属于我们不该得的，即使侥幸巧取也不可能长久保有。如果我们看清这个事实，许多所谓“人生的重大抉择”就可以淡然处之，根本无需焦虑。而所谓“人生的困境”，也往往当下就变得无足挂齿。 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一进大学就决定不再念研究所，所以，大学四年的时间多半在念人文科学的东西。毕业后工作了几年，才决定要念研究所。硕士毕业后，立下决心：从此不再为文凭而念书。谁知道，世事难料，当了五年讲师后，我又被时势所迫，整装出国念博士。 8 }’ t8 |% * |3 p 出国时，一位大学同学笑我：全班最晚念博士的都要回国了，你现在才要出去？两年后我从剑桥回来，觉得人生际遇无常，莫此为甚：一个从大一就决定再也不钻营学位的人，竟然连硕士和博士都拿到了！属于我们该得的，哪样曾经少过？而人生中该得与不该得的究竟有多少，我们又何曾知晓？从此我对际遇一事不能不更加淡然。当讲师期间，有些态度较极端的学生会当面表现出他们的不屑；从剑桥回来时，却被学生当做不得了的事看待。这种表面上的大起大落，其实都是好事者之言，完全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1 O; W; D+ [6 s, ^& U 从表面上看来，两年就拿到剑桥博士，这好像很了不起。但是，在这“两年”之前我已经花整整一年，将研究主题有关的论文全部看完，并找出研究方向；而之前更已花三年时间做控制方面的研究，并且在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中发表论文。而从硕士毕业到拿博士，期间七年的时间我从不停止过研究与自修。所以，这个博士其实是累积了七年的成果（或者，只算我花在控制学门的时间，也至少有五年），根本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常人不从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来看待生命因积蓄而有的成果，老爱在表面上以断裂而孤立的事件夸大议论，因此每每在平淡无奇的事件上强做悲喜。可是对我来讲，当讲师期间被学生瞧不起，以及剑桥刚回来时被同学夸大本事，都只是表象。 事实是：我只在乎每天二十四小时点点滴滴的累积。拿硕士或博士只是特定时刻里这些成果累积的外在展示而已，人生命中真实的累积从不曾因这些事件而终止或加添。常有学生满怀忧虑的问我： “老师，我很想先当完兵，工作一两年再考研究所。这样好吗？ ”“很好，这样子有机会先用实务来印证学理，你念研究所时会比别人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可是，我怕当完兵又工作后，会失去斗志，因此考不上研究所。” “那你就先考研究所好了。” 2 x! @/ y7 T6 M5 r: g/ V“可是，假如我先念研究所，我怕自己又会像念大学时一样茫然，因此念的不甘不愿的。”0 V* |6 m8 @2 K! P“那你还是先去工作好了！”“可是。。。。。。。” p 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的焦虑，可是却无法压抑住对于这种话的感慨。其实，说穿了他所需要的就是两年研究所加两年工作，以便加深知识的深广度和获取实务经验。先工作或先升学，表面上大相迳庭，其实骨子里的差别根本可以忽略。在“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故事里，主人原本喂养猴子的橡实是“早上四颗下午三颗”，后来改为“朝三暮四”，猴子就不高兴而坚持改回到“朝四暮三”。其实，先工作或先升学，期间差异就有如“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原不值得计较。但是，我们经常看不到这种生命过程中长远而持续的累积，老爱将一时际遇中的小差别夸大到攸关生死的地步。 最讽刺的是：当我们面对两个可能的方案，而焦虑的不知何所抉择时，通常表示这两个方案可能一样好，或者一样坏，因而实际上选择哪个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只是先后之序而已。而且，愈是让我们焦虑得厉害的，其实差别越小，愈不值得焦虑。反而真正有明显的好坏差别时，我们轻易的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可是我们却经常看不到长远的将来，短视的盯著两案短期内的得失：想选甲案，就舍不得乙案的好处；想选乙案，又舍不得甲案的好处。如果看得够远，人生长则八，九十，短则五，六十年，先做哪一件事又有什么关系？甚至当完兵又工作后，再花一整年准备研究所，又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人还是会忧虑说：“我当完兵又工作后，会不会因为家累或记忆力衰退而比较难考上研究所？” 我只能这样回答：“一个人考不上研究所，只有两个可能：或者他不够聪明，或者他的确够聪明。不够聪明而考不上，那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假如你够聪明，还考不上研究所，那只能说你的决心不够强。假如你是决心不够强，就表示你生命中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其重要程度并不下于硕士学位，而你舍不得丢下他。既然如此，考不上研究所也无须感到遗憾。不是吗？ 人生的路这么多，为什么要老斤斤计较著一个可能性？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一生背运：高中考两次，高一念两次，大学又考两次，甚至连机车驾照都考两次。毕业后，他告诉自己：我没有人脉，也没有学历，只能靠加倍的诚恳和努力。现在，他自己拥有一家公司，年收入数千万。 一个人在升学过程中不顺利，而在事业上顺利，这是常见的事。有才华的人，不会因为被名校拒绝而连带失去他的才华，只不过要另外找适合他表现的场所而已。反过来，一个人在升学过程中太顺利，也难免因而放不下身段去创业，而只能乖乖领薪水过活。福祸如何，谁能全面知晓？ 我们又有什么好得意？又有什么好忧虑？人生的得与失，有时候怎么也说不清楚，有时候却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得到平日累积的成果，而失去我们不曾努力累积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和别人比成就，而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功不唐捐，最后该得到的不会少你一分，不该得到的也不会多你一分。 好像是前年的时候，我在往艺术中心的路上遇到一位高中同学。他在南加大当电机系的副教授，被清华电机聘回来开短期课程。从高中时代他就很用功，以第一志愿上台大电机后，四年都拿书卷奖，相信他在专业上的研究也已卓然有成。回想高中入学时，我们两个人的智力测验成绩分居全学年第一，第二名。可是从高一我就不曾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音乐，书法，艺术和哲学，而他却始终不曾分心，因此两个人在学术上的差距只会愈来愈远。反过来说，这十几二十年我在人文领域所获得的满足，恐怕已远非他所能理解的了。我太太问过我，如果我肯全心专注于一个研究领域，是不是至少会赶上这位同学的成就？我不这样想，两个不同性情的人，注定要走两条不同的路。不该得的东西，我们注定是得不到的，随随便便拿两个人来比，只看到他所得到的，却看不到他所失去的，这有什么意义？ 9 Q+ Q8 [...]
五千年的邓稼先 – 邓稼先逝世20周年记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Jul 27 19:11:34 2006), 站内 1958 年8月的一天留美核物理博士邓稼先心神不定地回到北京医学院的家，细腻的妻子许鹿希问了几遍也没得到一句回答。直到月光射进屋内，邓稼先才透露几个字： “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哪？”“这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好吧，到新地方给我写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这…大概也不行……”一阵难耐的沉默后，许鹿希听到丈夫有点变调的声音，“我今后恐怕照顾不 了这个家了……今后全靠你了……”更加难耐的沉寂中邓稼先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是做好这件事，就是死了也值得。”许鹿希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 邓稼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不喜欢照相的他带妻子、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毫无疑问这就是他留给亲人的纪念吧。许鹿希直感到一种莫名的伤害，除了丈夫简短的言语，没有一个人给他解释什么，丈夫就这样活生生地从身边消失了。 是 的，确实是伤害，即使对邓稼先本人。他的三种人—生活的人、体验的人、声名的人—大部分都要被剥夺，他的一切都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他没有个人的行 踪，他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朋友随便交往，工作成绩再大功劳再大都将无人知晓，一辈子都看不到自己声名的成长，甚至到死也 只能默默地离开。 邓稼先承受了这一切，隐姓埋名28年后他的生命也因过度燃烧而成了残烛。1985年7月31日，国家在医院里把邓稼先还 给了他的妻子，医生断言最多活一年。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33年，朝夕相处的日子只有6年，而能过快乐而平凡的家庭生活的只是结婚的前5年，其余时间，独守 家中的许鹿希除了思念就是每日的惴惴不安的担心。当然这其中邓稼先偶尔也能回来一次，“突然而至又突然就走，一点都不能聊天，这房间看看那房间看看，电话 一响，警卫员就用车子把他接走。” 然而，就这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也不能完全属于她。因为邓稼先虽然到了生命的尽头，可是国家交给他的事业 却处在关键、敏感的时期，甚至有可能功亏一篑，他忧心如焚，他要赶在死神带走他之前完成一份十年规划的建议书，以确保我国与国际强国之间完全的平起平坐。 这一切都做到了！从1964年10月16日下午3 时的一声巨响开始，我国与其他核国家一样经历了原子弹、氢弹、第二代核武器、核禁试四个里程碑，进入了计算机实验室模拟的无核自由天地。邓稼先也以那份在 病床的橡皮垫上完成的建议书与此四个里程碑共始终！他所领导的事业不仅让中华民族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框定了整个世界的和平格局。 建 议书上交中央两个月后，呕心沥血的邓稼先其身体也开始出血了，医院发出了病危报告。一个受过严重核辐射的癌症扩散的弥留病人还有什么想法呢？国家替他作了 回答。1986年6月24日全国大报的显著版面刊印着同样的文章——《两弹元勋邓稼先》，被剥夺的声名终于还给了他。又一次的大爆炸！人们拿着报纸奔走相 告，北医大领导此刻才知道许鹿希的丈夫是做什么的，醒悟过来的亲朋好友、记者蜂涌而至，然而他们已经不能被接见！医疗专家的预言应验了，1986年7 月29日，邓稼先用最后的呼吸回应了28年前的领衔受命：死而无憾。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 远……” 邓稼先，五千年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格典范，患难多灾的中华民族最骄傲的子孙，他与许鹿希当之无愧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对儿女。五千年的品质，五千年的邓稼先 。 再过几天就是邓稼先逝世20周年, 让我们暂时抛开现实物质生活的纷扰，静静地表达一下对伟人的敬仰。 下面转述一下杨振宁的纪念邓稼先的文章。在这里并不想对比两人。但是对比或许更能突出邓公的优秀人格……纪念邓稼先: 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杨振宁 100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 99年；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 99年。那是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对这巨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1924-1986)。 两弹元勋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 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到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 (Purdue University)读理论物理，得到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被任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 原子弹制造的理论。这以后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 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些日子是中华民 族5000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 [...]
